一、背景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内乱事件，发生在唐代中期，具体时间为公元755年至763年，历时近八年。这场动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人领导的地方军阀势力发动的，最终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
在唐朝前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国家达到了一个繁荣的阶段，然而这种繁荣并没有持续下去。到了唐玄宗统治的晚期，尽管表面上国家依旧强盛，但实际上已经隐藏着许多社会矛盾和危机。一方面，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另一方面，朝廷内部腐败现象严重，唐玄宗本人沉迷享乐，对政务疏于管理。这一时期的朝廷充满了诸如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奸佞之臣，他们滥用职权，排斥异己，使得朝廷内部矛盾重重。
与此同时，唐朝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募兵制逐渐兴起，这使得地方上的节度使掌握了越来越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安禄山，他通过控制范阳、平卢、河东三个重要地区的节度使职务，积累了庞大的军队，并且由于他本人的胡族背景，得到了唐玄宗的信任和支持。但是，这种信任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安禄山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激化，安禄山开始有了谋反之心。
755年，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军向长安进发，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
二、藩镇崛起
唐朝初期，随着国力的增强，对外扩张成为了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的主要政策之一。在这些帝王的领导下，唐朝不仅巩固了中原的地位，还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征服了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包括辽东、东突厥、西突厥以及吐谷浑等地区。这些胜利扩展了唐朝的领土范围，使其成为一个拥有广阔边疆的大帝国。
为了有效地管理和防御这些新增加的土地，唐玄宗时期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即在边疆地区设置节度使制度。节度使最初是作为军事指挥官的角色出现的，旨在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确保国家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节度使的职能逐渐扩大，除了军事指挥之外，还承担起了地方治理的责任，包括行政、财政、甚至民政等方面的工作。
开元十年（公元712年），唐玄宗决定在边疆地区设立十个兵镇，每个兵镇由一名节度使负责。这些节度使不仅负责指挥军队，还兼任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务，这意味着他们几乎完全掌控了所辖区域的一切事务。节度使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节度使逐渐发展成为实际上的地方统治者。由于节度使手中握有的权力过大，他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导致了中央权威的削弱。
三、外重内轻
唐朝初期实行的府兵制是一种结合了农耕与军事训练的社会制度。全国设置了634个折冲府，其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地区，这样的布局体现了唐朝初期“外轻内重”的军事战略思想，即确保京师及其周边的安全是首要任务。然而，随着唐朝的发展，这一战略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
唐玄宗时期，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边疆局势，开始在边疆地区设置节度使，赋予他们较大的军事指挥权。节度使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加强边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节度使逐渐积聚了过多的力量，特别是在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后，情况更是如此。这三个地区相邻，兵力雄厚，使得安禄山拥有了超过20万的精锐部队，远超当时中央的兵力。
到了天宝年间，边镇的兵力已经达到约50万人，而中央军队的数量却不到8万人，这导致了“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中央政府对于边镇的控制力减弱，地方势力开始反过来威胁中央的权威。
唐玄宗时期，李林甫担任宰相，他意识到儒臣通过筹划军事方略而获得战功进而晋升的途径可能会削弱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提议使用蕃将而非汉人将领来指挥军队。他认为蕃将更加勇猛，而且他们通常没有进入中央政府担任高级职位的机会，这样就可以防止他们威胁到自己和其他朝廷大臣的地位。唐玄宗采纳了李林甫的意见，开始重用蕃将，如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军事职位。
四、玄宗怠政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开创了唐朝的一个黄金时代，被称为“开元盛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唐玄宗逐渐失去了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到了天宝年间，唐玄宗沉迷于享乐，特别是对杨贵妃的宠爱，使得他无暇顾及朝政，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问题。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达到了极点，甚至影响到了朝政的运作。安禄山为了博取玄宗的好感，特意认杨贵妃为干娘，这种亲近关系无疑增加了安禄山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同时，唐玄宗对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倚重也反映了他对朝政的忽视。李林甫以“口蜜腹剑”著称，他利用玄宗的信任，排除异己，独揽大权长达十九年，导致朝堂风气败坏，言路闭塞，忠良之士被排挤。
杨国忠因其妹杨贵妃的宠爱而得以出任宰相，但他并未能有效治理国家，反而加剧了贪污腐败的情况。杨国忠只知道搜刮民财，这使得原本就紧张的民生问题更加恶化。在这种背景下，安禄山凭借手中的庞大军力，开始有了谋反之心。
安禄山不仅掌握了平卢、范阳、河东三个重要地区的节度使职务，而且还拥有近二十万的兵力，其中包括精锐的正规军。安禄山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而唐玄宗却未能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安禄山看到中央政府的腐败和无力，认为时机成熟，便计划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755年，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率领大军南下，攻入中原地区。
五、安禄山起兵
元755年，正值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利用自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身份，以“忧国之危”和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叛乱。安禄山调动了他所管辖的唐兵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少数民族的兵力，共计约15万人，宣称兵力达到20万，声势浩大。
起兵当天，安禄山乘坐特制的铁舆，带领着装备精良的骑兵和步兵，浩浩荡荡地向南进发。叛军的行军气势汹涌，沿途鼓噪之声震天响，其规模之宏大，令人心惊胆战。当时，唐朝已经多年未经历大规模战争，社会相对安定，百姓们对于突然而来的叛乱感到震惊和恐慌。
安禄山的叛军所过之处，河北一带的州县几乎无法抵抗。很多地方官员要么投降，要么逃亡，有的甚至被叛军俘虏或杀害。叛军迅速控制了河北大部分地区，其速度之快，令人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关于安禄山造反的消息传到了长安。太原等地的官员向唐玄宗报告了安禄山的叛乱行为，但玄宗由于对安禄山的信任，以及长期以来对朝政的疏忽，未能及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玄宗甚至认为这是有人故意编造谎言，意图挑拨他与安禄山之间的关系，因此并未立即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六、唐廷反击
公元755年，随着安禄山的叛乱爆发，唐朝面临着自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之一。面对叛军的强大攻势，唐廷迅速作出反应，但应对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终于确认安禄山确实率兵造反，随即召来宰相杨国忠商议对策。唐玄宗首先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并让他负责防守洛阳。紧接着，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准备东征。然而，由于精锐边军尚未返回，高仙芝和封常清只能在长安和洛阳招募临时士兵，这些新兵缺乏战斗经验和训练。
尽管安禄山的大军在进攻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叛军在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攻入了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拒绝投降，被俘后遭到杀害，而河南尹达奚珣则选择了投降。
在洛阳失守后，唐玄宗听取了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处决了封常清和高仙芝两位将领。随后，唐玄宗任命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命令他率领20万大军镇守潼关。潼关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入驻后，立即加固了城防，采取了坚守不出的战略。
然而，唐玄宗在收到叛军在陕郡兵力薄弱的情报后，命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深知叛军狡猾，认为这可能是诱敌之计，并建议继续坚守潼关。同时，郭子仪和李光弼在河北取得了对叛军的胜利，建议从北方攻击叛军的老巢范阳，迫使叛军内部瓦解。然而，宰相杨国忠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反对哥舒翰的建议，并说服唐玄宗催促哥舒翰出兵。
哥舒翰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六月初七，唐军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的部队相遇。灵宝地形特殊，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有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崔乾佑预先在南面山中埋伏精兵，诱使唐军进入狭窄的通道后，突然发起攻击。唐军在狭窄山道上无法展开阵型，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哥舒翰尝试用毡车冲击开辟道路，但被叛军用燃烧的草车阻挡，唐军陷入混乱。
最终，唐军在这场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近2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约8000人逃回潼关。崔乾佑趁势攻占了潼关，哥舒翰则被迫逃往关西驿，试图重新组织防御，但最终被吐蕃将领火拔归仁等人挟持投降。
这场战斗不仅是唐军在战术上的失败，也反映了唐廷在决策上的失误。唐玄宗未能采纳正确的战略建议，急于求成，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场战斗之后，唐朝失去了东部的防线，叛军得以进一步威胁长安的安全。
七、长安失陷
安史之乱期间，长安的失陷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安禄山叛军的崛起，洛阳沦陷后，潼关成为了保护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由于唐玄宗李隆基晚年的决策失误，导致了长安最终落入叛军之手。
安禄山叛军进攻洛阳并成功占领后，下一个目标便是长安。潼关因其地势险要，成为长安的天然屏障。高仙芝和封常清在潼关的固守一度阻止了叛军的进攻，使得叛军无法速战速决。然而，唐玄宗听信了宦官的谗言，错误地认为高仙芝和封常清怯战，竟下令处死了这两员大将，导致唐廷失去了两名有经验的将领。
随后，唐玄宗任命老将哥舒翰为新的守将，镇守潼关。哥舒翰深知守关的重要性，并坚持固守不出的策略。然而，唐玄宗再次听信了杨国忠等人的谗言，命令哥舒翰出关迎敌。哥舒翰深知出关作战的危险性，但在皇命难违的情况下，只得率军出战。结果，唐军在灵宝之战中大败，哥舒翰被俘，潼关失守。
潼关的失守意味着长安失去了最后一道防线。消息传来，长安城内一片混乱。甲午日（公元756年6月13日），朝堂上仅有少数官员到岗，局势动荡不安。唐玄宗登上勤政楼，颁布制书表示将亲自领军平叛，但众人已不再相信。傍晚时分，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开始秘密集结兵力，准备护送唐玄宗离开长安。
乙未日（公元756年6月14日）黎明，唐玄宗带着杨贵妃、皇子、公主以及其他近侍人员，从延秋门秘密出逃。一行人沿路向西撤退，最终到达马嵬坡。在这里，随行的士兵因对杨国忠等人的不满，发动了兵变，杨国忠被杀，而杨贵妃也在高力士等人的劝说下被缢杀。
唐玄宗一行继续向西逃亡，途中经历了诸多艰辛。最终，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即位，尊李隆基为太上皇。这一举动虽然是为了稳定局势，但也意味着唐玄宗实际上失去了权力。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的叛军最终占领了长安。
八、马嵬兵变
马嵬兵变是安史之乱期间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标志着唐玄宗统治时期的终结，以及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次兵变发生在公元756年6月14日（丙申日），地点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兴平市西北23里处的马嵬坡。
在安禄山叛军逼近长安之际，唐玄宗李隆基带着杨贵妃、皇子、公主、妃嫔、杨国忠以及近侍人员匆忙逃离长安，向西撤退。一路上，随行的将士和官员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而杨国忠作为宰相，被认为是导致安禄山叛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备受指责。
当一行人抵达马嵬坡时，饥饿和疲劳已经让士兵们的情绪达到了顶点。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意识到局势的危险，认为杨国忠的作为是引发安禄山谋反的根源，于是请求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李亨，希望借机铲除杨国忠，以稳定军心。
恰在此时，吐蕃使者带领20多人围堵杨国忠，抱怨没有食物供应。这一事件触发了士兵们的怒火，有官兵大声喊叫：“杨国忠与胡虏谋反！”这一声呼喊立即引起了士兵们的共鸣，杨国忠试图逃跑，但最终被士兵追上，在西门被杀死，并被肢解，其头颅被枪挑着竖在驿站门口示众。
随着杨国忠的死亡，愤怒的士兵们继续追杀其家族成员。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秦国夫人以及魏方进等人都被当场杀死。杨国忠的妻子裴柔同、儿子杨晞、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在陈仓被县令薛景仙处死。
在士兵们的要求下，陈玄礼和韦谔请求唐玄宗下令杀死杨贵妃，以平息军心。高力士也劝说玄宗为了稳定军心，必须牺牲杨贵妃。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玄宗忍痛下令，由高力士在佛堂内缢杀了杨贵妃。
马嵬兵变之后，唐玄宗继续向西南方向逃亡，最终入蜀避难。而太子李亨则带着自己的儿子李倓、李俶北上前往灵武。
九、肃宗即位
公元756年，安禄山叛军逼近长安，唐玄宗被迫逃亡。在马嵬坡发生兵变后，唐玄宗继续向西南方向逃亡，而太子李亨则北上灵武。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唐朝中央政权的崩溃，也催生了新的权力中心的产生。
太子李亨在公元756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抵达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区），并在此地为朔方诸将所推举，自行登基为帝，尊奉唐玄宗为太上皇，并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稳定军心，也是为了重建唐朝的中央权威，以便更好地组织抵抗叛军的进攻。
李亨即位后，立即着手组建新的中央政府，并任命了一批忠诚可靠的将领和官员。其中，郭子仪被封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仍然兼任朔方节度使；李光弼被封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表明了唐肃宗对这两员大将的高度信任和倚重。
郭子仪和李光弼在平叛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还能够协调各方力量，共同对抗叛军。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并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
在河北战场上，郭子仪和李光弼的联合作战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们在常山（今河北正定）会师，并击败了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成功收复了河北一带。这一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唐军的士气，也为后续的收复失地奠定了基础。
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合作，展示了唐朝将领的团结和战斗力。他们在战场上相互支持，协同作战，有效地遏制了叛军的扩张。特别是在河北战场上的胜利，不仅收复了大片失地，还打击了叛军的嚣张气焰
十、睢阳之战
睢阳之战是安史之乱期间的一场著名战役，发生在公元757年正月至十月。这场战役是唐军在张巡和许远的领导下，坚守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南部）长达十个月，成功牵制了叛军主力，为唐朝的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场战役对于唐朝最终平定叛乱具有重要意义。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叛军首领安庆绪派遣名将尹子奇率领13万大军南下，意图扫荡河南地区。此时，河南的许多城镇纷纷陷落，唯独军事重镇睢阳仍在唐军手中。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深知宁陵城小，难以抵御强敌，于是率领3000士兵从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进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共6800余人。
尹子奇率领叛军全力攻城，张巡和许远带领将士们昼夜奋战。有时一天之内就能打退叛军20余次进攻，连续战斗了16昼夜。在这段时间内，共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杀死士卒2万余人，守军士气大增。许远因张巡智勇兼备，主动将作战指挥交给张巡负责，自己则承担起调运军粮和修理战具等后勤保障工作。两人密切配合，使得叛军久攻不下，只能围困而不攻。
睢阳之战持续了十个月之久。张巡以其出色的指挥才能和顽强的斗志，带领守军进行了400多次战斗，以不足万人的兵力，屡次击败叛军，没有一次失败。在这期间，共歼灭叛军约12万人，而敌军首领尹子奇也因在战斗中被张巡射瞎一只眼睛而怀恨在心。
尽管张巡和许远英勇奋战，但由于长时间的围困，守军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和伤病问题。最终，在757年10月，由于病饿力竭，守军寡不敌众，睢阳城被叛军攻破。张巡及其部将36人被杀害。
睢阳之战的意义在于，它为唐朝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睢阳位于大运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如果睢阳失守，运河将被阻塞，后果不堪设想。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使得唐朝能够继续从江淮地区获取赋税和物资支持，为后续的反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这十个月的时间里，唐朝完成了从防御到反攻的转变。郭子仪得以从容收复两京（长安和洛阳），并在睢阳陷落后不久收复了洛阳。叛军再也无力南下，唐朝的局势得以稳定下来。
十一、安禄山被杀
安禄山在叛乱期间逐渐失去视力，并且患上了疽病，这使得他的性情变得更加暴躁。他对身边的侍从要求极高，稍有不满便加以责打甚至杀戮。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安禄山的暴躁性格使得周围的人都对他产生了恐惧和怨恨。
安禄山称帝后，常常居住在深宫之中，与将领们很少见面，所有事务都需要通过严庄传达。严庄虽然深受安禄山的信任，但时常也会受到安禄山的鞭挞。与此同时，宦官李猪儿作为安禄山的贴身侍从，经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但也是挨打最多的，心中积累了许多怨气。
安禄山宠爱的段氏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庆恩，安禄山非常疼爱这个孩子，并且有意废黜原来的继承人安庆绪，改立庆恩为继承人。这一想法让安庆绪感到极度不安，而严庄也担心安禄山的这一决定会对自己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于是，严庄、安庆绪和李猪儿三人决定联手，密谋杀害安禄山。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五日（1月29日）夜晚，安庆绪、严庄和李猪儿三人秘密进入安禄山的住所。侍卫们看到是严庄和安庆绪，没有人敢阻止他们。严庄和安庆绪站在帐外，而李猪儿则手持大刀进入帐内，对准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是将佩刀放在床头以防身，但这一次李猪儿事先已经将刀偷走。安禄山被刺后，急忙寻找武器，但已经来不及。他大声呼喊：“贼由严庄。”然而，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安禄山很快便死去，享年五十五岁。
安庆绪等人迅速处理了安禄山的尸体，在床下挖了一个深坑，用毡子包裹尸体，连夜将其掩埋，并严令宫中保密。
第二天清晨，严庄向部下宣布说安禄山因病危重，已经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并将所有军国大事交由太子处理。随即，安庆绪继承了帝位，并尊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正式发丧。
安庆绪即位后，年号改为载初。他命令史思明回守范阳，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围攻太原。然而，同年，长安被唐军收复，安庆绪从洛阳败逃，退至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其部将李归仁率领精锐部队及胡兵数万人，溃逃至范阳，投奔史思明。
十二、邺城之战
邺城之战是唐肃宗时期，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发生的一场重要战役。这场战役发生在唐至德二载（757年）至乾元二年（758年）间，是唐军与叛军之间的一次大规模交锋。
在陕郡之战后，安庆绪仅率领1300人从洛阳逃往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唐军随即收复了洛阳，并继续向东推进，占领了河内（今沁阳）等地，并迫使叛将严庄投降。同时，陈留（今开封）的军民杀死了叛将尹子奇，并归附了唐朝。唐将张镐率军收复了河南和河东的郡县。然而，由于肃宗忙于迎太上皇还都，并未及时派遣军队追击叛军残部。
安庆绪逃至邺城后，迅速重整旗鼓。在短短十天之内，叛军将领蔡希德从上党（今山西长治）、田承嗣从颍川（今河南许昌）、武令珣从南阳（今邓州）各率所部抵达邺城会合。加上安庆绪在河北诸郡招募的新兵，总共约有6万人。安庆绪忌惮史思明的势力壮大，于同年十二月派遣使者前往范阳（今北京城西南）调兵。然而，史思明囚禁了安庆绪的使者，并率领所辖13郡及8万兵力投降唐朝，被授予范阳节度使之职。但半年后，史思明再次叛唐。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唐肃宗命令郭子仪、鲁炅、李奂、许叔冀、李嗣业、季广琛、崔光远等七位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共领步骑约20万北进主攻安庆绪。同时，李光弼和王思礼两位节度使率所部助攻，由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
十月，郭子仪、鲁炅、季广琛、崔光远等部先后北渡黄河，并与李嗣业部会合，进攻卫州（今河南卫辉）。唐军利用弓弩手伏击，大败安庆绪亲自率领的7万援军，攻克卫州，并诛杀了叛将安庆和。随后，唐军在邺城西南愁思冈再次击败叛军，共斩杀叛军3万余人。安庆绪退回邺城后，被唐军包围，急忙派人向史思明求援，并承诺让位。
史思明率领13万大军从范阳南下救援邺城，先派遣步骑1万进驻滏阳（今河北磁县），作为声援。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崔光远夺取魏州（今大名北），但随后按兵不动，观察形势。次年正月，李光弼建议分兵逼魏州，各个击破史军，但鱼朝恩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二月，唐军围困邺城四月未下，士气低落。史思明率部向唐军逼近，并切断了唐军的粮道。三月初六，号称60万的唐军在安阳河北岸布阵。史思明亲自率领5万精兵与唐军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等部激战，双方伤亡惨重。郭子仪率军前来支援，但未及列阵，突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两军均惊慌而退。
唐军南撤时一退不可收拾，郭子仪部退守河阳桥。其余各节度使各自撤回本镇。史思明则收集部众驻扎在邺城南，诱杀了安庆绪及其亲信高尚、崔乾祐等，并吞并了安庆绪的军队。随后，史思明留下儿子史朝义守卫邺城，自己则返回范阳。
邺城之战中，唐肃宗未能在安庆绪逃至邺城后立即组织有效进攻，且在发兵数十万时未设元帅，缺乏统一指挥。久围城不下，粮秣不继，军心不稳，最终导致了一场大溃败。
十三、史思明复叛
安庆绪在杀害其父安禄山后，继承了叛军的领导地位。然而，安庆绪的能力和威望远不及其父，导致叛军内部出现分裂。史思明作为安禄山的部将，手握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对安庆绪的统治不满。安庆绪曾试图除掉史思明，但未能如愿。
史思明在围攻太原时被李光弼击败，返回范阳驻守。安庆绪封他为妫川王，并兼任范阳节度使。范阳作为安禄山的老巢，存放着大量从东京和西京掠夺来的珍宝，史思明逐渐萌生了占据范阳的想法，不愿再受安庆绪节制。
乾元元年（758年），史思明向唐朝递交了归降书，表示愿意以所领13郡及8万兵力归降唐朝。唐肃宗得知后大喜，封史思明为归义王，并兼范阳节度使。然而，史思明表面上归降，实际上却在暗中招兵买马，引起了唐肃宗的警觉。唐朝廷策划消灭史思明，但计划泄露，史思明再次叛唐，并与安庆绪遥相呼应。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至次年三月，唐军围困邺城的安庆绪。虽然唐军兵力多达60万，但由于肃宗的猜忌，诸军没有统一的指挥，导致战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军得到史思明的支持，大败唐军九节度使的大军，解除了邺城之围。宦官鱼朝恩谗言导致郭子仪被召回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职。
不久之后，安庆绪被史思明杀害，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返回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部发生内讧，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害。史朝义继承了父亲的位置，但叛军内部离心离德，屡次被唐军击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即位后，任命仆固怀恩为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统兵进军洛阳。
在宝应元年（762年），唐军从正面攻击叛军，回纥军从侧面协助。叛军战败后，史朝义派出10万精兵增援，在昭觉寺列阵。唐军奋力攻击，尽管叛军顽强抵抗，但最终在唐军的猛烈攻势下大败。唐军在石榴园和老君庙再次击败叛军，斩首六万，俘虏两万。史朝义率数百骑兵向东逃走。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叛军将领田承嗣献上莫州投降，并将史朝义的母亲和妻子送交唐军。史朝义逃往范阳，但其部下李怀仙献上范阳投降。史朝义走投无路，在林中自缢身亡。其余叛将纷纷投降，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宣告结束。
唐廷为了稳定局势，任命降臣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这一决策使得唐朝进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十四、影响
社会混乱
安史之乱期间，社会遭受到了空前的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这反映了战乱造成的巨大破坏。杜甫的诗句“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生动描绘了战乱后人民无家可归的悲惨景象。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片萧条，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削弱了中央集权，导致地方节度使势力膨胀，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史朝义败退后，唐朝廷任命了多位安史旧部为节度使，如田承嗣据魏博、李宝臣据成德、李怀仙据幽州等，形成了所谓的“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逐渐掌握了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成为实际上的地方统治者。虽然有观点认为并非所有藩镇都割据，但这种局面确实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为唐朝后期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剥削加重
战乱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政府为了筹集军费，不得不增加税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政府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但税收负担却强加在少数留在户籍上的农民身上。这种情形不仅加剧了阶级矛盾，还引发了农民的反抗。例如，宝应元年（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浙西方清之乱、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等，这些叛乱虽然被镇压，但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边疆不稳
安史之乱期间，唐王朝将大量边防军队调往内地平叛，导致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入侵，占据了陇右、河西走廊等地。西域的防御能力也大大削弱，虽然吐蕃并未立即侵占西域，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大幅衰退，最终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
经济重心南移
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这一过程加速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经济逐渐超过北方，形成了南北经济趋于平衡的局面。
西域得失
安史之乱导致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大幅衰退。虽然大食并未趁机东进，但吐蕃却乘机占领了河西、陇右等地。西域守军与内地联系中断，但仍坚守西域。然而，随着吐蕃势力的扩张，西域的存亡对唐朝边防已无实际意义。
佛教复兴
安史之乱后，佛教在唐朝得以复兴。几位皇帝崇信佛教，迎送佛骨成为一时风尚。然而，儒学思想者如韩愈等人提出了反对佛教的观点，但未能阻挡佛教的流行。直到唐武宗时期的灭佛运动，才大幅削弱了佛教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