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创立于北宋中期的程系道学，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迎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学派不仅影响遍及江浙、闽、川蜀等南宋全境，而且逐渐超越了其他学派，取得了主流学派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道学宗师纷纷涌现，他们共同构筑起了道学内部理学和心学两大思想体系。
然而，尽管道学在民间繁荣发展，宋孝宗君臣却对其持否定态度，甚至屡屡进行压制和打击。这种态度直接导致了朱熹、张栻、吕祖谦等道学家在孝宗朝的曲折政治命运。非道学派士大夫和道学派官僚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因此变得不可避免。前者多为受孝宗支持的事功型、才吏型士大夫，是政治上的当权派；后者则多为不受孝宗支持的道德型、清议型士大夫，是政治上的在野派。这种政治格局为后来的庆元党禁埋下了伏笔。
二、起因：韩侂胄与赵汝愚的争权夺利
庆元党禁的直接起因是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1194年（绍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逝世，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礼。在此关键时刻，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成功拥立光宗之子赵扩（即宋宁宗）为皇帝，尊光宗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禅”。
在这场政变中，韩侂胄作为宫廷内臣也参与了其事。然而，事成后韩侂胄希望论功行赏，封他为节度使，却遭到了赵汝愚的反对。因此，韩侂胄对赵汝愚产生了怨恨。赵汝愚尊崇道学，他把朱熹从湖南召到临安，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做宁宗皇帝的老师。由于朱熹是赵汝愚引荐入朝的，因此韩侂胄打击赵汝愚便从排斥朱熹开始。
三、经过：道学的全面打压与残酷清洗
禁止道学
公元1195年（庆元元年），贡举刘德秀上书，重提孝宗朝道学之争，希望宁宗“效法孝宗，考核真伪，以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在七月上书请禁道学。宁宗将这奏疏张榜朝堂。数日后，吏部侍郎糜师旦再次奏请考核真伪，正式将刘德秀的建议付诸全面而具体的甄别运动。
这次清洗几乎网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所有知名之士。公元1195年11月，监察御史胡纮诬陷赵汝愚欲使太上皇光宗复辟为绍熙皇帝。于是，赵汝愚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在贬谪路上，赵汝愚因病去世。
伪学之禁
公元1196年（庆元二年）2月，刘德秀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这年科举开考，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遭黜落，连《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尽管太皇太后吴氏对此不以为然，但宁宗在韩党的压力下，不得不追认伪学之禁。
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于是，朱熹落职罢祠。
禁止逆党
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伪学之党”。后来连官僚荐举、进士结保也都必须在有关文牍前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
同年闰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奏称：“前日伪党，今又变为逆党……”。刘三杰的这篇声讨书集以往谴责道学言论之大成，并把罪名升级为“逆党”，从而把道学之禁推向了高潮。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疏，“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从之”。于是仿元祐党禁的做法，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有五十九人。
党禁尾声
“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其后一年间，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阳去世，尽管党禁严酷，但他的弟子们仍私下祭吊。韩党担心朱熹的丧礼会变成“逆党”的一次大示威，但并未发生。
有人提醒韩侂胄：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韩侂胄颇有触动，对人说：“这批人难道可以没有吃饭的地方吗?”公元1202年（嘉泰二年），台谏上奏宁宗说，“真伪已别，人心归正”；韩侂胄便正式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
四、结果：道学与政治的双重悲剧
士人普遍受害
在庆元党禁中，受害的不止朱熹一人，甚至不止道学一个学派。庆元党禁的发动者置当时学术界各派的分歧和争论于不顾，不问青红皂白，把当时学术界各派的主要人物一网打尽。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打击和损害的还不以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为限，而是士人普遍受害，搞得人人自危。
道德规范的扭曲
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扭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政风士风在庆元党禁前后有明显的转折。
权臣之路的开启
宋宁宗在党禁方兴之时一度支持韩侂胄，致使韩党占据上风。其后六七年间，他漠然无为，听任韩侂胄肆无忌惮地排斥政敌、专断朝政，走上了权臣之路。党禁虽然松动，但韩侂胄的权臣之势却如日中天，不可摇撼。
五、结语
庆元 党 禁是南宋道学与反道学斗争的巅峰与悲剧。它不仅导致了大量士人的受害和道德规范的扭曲，还开启了权臣之路，为南宋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埋下了隐患。这一历史事件提醒我们，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则需要在更为宽容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