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换了双高跟鞋。”
“什么？”
“高跟鞋。我穿一双走路带声音的粗跟高跟鞋，搞了几套不伦不类还算整齐的衣服，和他们说话开始不合时宜地发笑，说着说着直勾勾看着他们，不怀好意地笑，他们也渐渐听说我当年追打你妈妈的光荣历史，一切问题解决了，退学变成普通处分，谁也不敢招惹一个精神病女人。有人发疯问题自然就能解决了。”
从前我听到“单亲家庭”、“相依为命”、“生活不易”，只有有限的想象和道听途说，我自私的性格很难深入地同情别人。哪怕他自己说过的只言片语，说过他妈妈在医院遇到的奇葩病人，说到他看到过的苦难，我只是礼貌地听着，打动我的始终是他过于柔软的性格和总是泛滥的圣母心。我总认为他们的“不易”只是以我家为参照对比出的不均衡，在我的理解里，母亲正式的工作，孩子优秀的成绩，市中心的不动产，一定的家庭存款，生活不会捉襟见肘，还有那个男人肯定不会断掉说不定还会多付的抚养费，“不易”也很有限。这是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们母子的艰难，特别是他妈妈的艰难。我从来没想过她不但要承受孤独、俭省、孩子的叛逆、流言，还要承受这么多不公、觊觎、恶意和歧视，她只能用哭、用哀求、用撒泼来解决问题，没错，她装成一位更危险的泼妇威慑那些为难她的人，她不应该过那种生活，根本不公平。
此时此刻，我再也不敢回想我曾经自以为是地对他们母子的分析，我每每在他面前指出他的问题，他妈妈的问题，我的指责算什么？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难怪他暴跳如雷。居高临下地告诉一个不幸的人“你没那么不幸”和“你的不幸都是你的错”是什么行为？如果他真为这件事打我，被打也是活该。
“阿姨最近不穿高跟鞋了。”我试图找一个话题缓解她的情绪，也许是缓解我自己的。
“嗯。”她对此无意多说，草草点头，继续道，“从那件事以后我开始穿那种粗跟高跟鞋，我知道它让人反感，让人记住我这个人前先记住那个声音，但我需要它，一下班我就换上它，有了那声音我安全多了，故意对我开黄腔的男人和找茬的病人家属少了不少，我讨厌那声音，也需要那声音。在家里我一样需要，那时我哪儿还有什么好脾气，我和他争吵，冷战，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乖巧，不，表面上他仍然乖巧听话，他做所有我要求的事，按时上下学，参加补习班，完成作业和额外的练习册，我不敢怠慢，恨不得每张纸每个字都看上一遍，怕他像以前一样糊弄我，糊弄他自己，我更怕他继续和那些打架的人混在一起。如果他再一次搞到退学，我怎么帮他求人？以死相挟吗？我逼问他，恨不得知道他在学校在放学后发生的每一件事，但一个叛逆期的男孩哪里受得了妈妈这样管？何况他打小就有主意，我越管他，他越反感。我终于也像我曾经看了就摇头的妈妈们那样，劝说，唠叨，诉苦，再到大叫大吼，我想让他像以前那样听话，甚至开始打我自己，歇斯底里地希望他理解我，一次两次他被吓到，很快就开始冷冷地看着我，像在看我还有什么招数要使。”
她突然住了口，打了个冷战，我想起他将我送他的第一架纸飞机顺手扔向窗外。
我不怀疑他能逼疯一个人，“逼疯”过于严重，但我理解他妈妈的绝望，他平日太过体贴温柔，一旦他态度骤然冷淡，强烈的落差感让人不习惯、不能忍受、不断质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而这时候的他决不体恤、决不怜悯、决不回头看别人一眼，失去了一贯的共情能力，缩进自己的世界不闻不问，就像缩进一个牛角尖。然后……本就不正常的我根本没法调整自己，我清楚记得接下来发生的那些事，我去看爸爸，我想自杀，我伤害他，我释放了经年累月的挫败、不满和恶毒，看我发疯他终于冷静了，开始安抚、找补、愿意沟通。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最初的错误是我，但在我们的关系中，始终贯穿了他随心所欲的成分。我在推卸责任吗？不，我们都有责任，我的确自私，但我没放弃过反省，没放弃过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我不断寻找一种两个人的平衡，为达到情感上和关系上的公平，这是我的性格。他呢？他一直在付出，也一直在随机应变，但他难以改变他的性格和他的思考模式。如果一个模式是好的，他会越做越好，相反，如果一个模式很糟糕，他会越搞越糟。
我也突然理解了他妈妈所做的那些让我难以接受甚至打心里厌恶憎恨的行为，是的，我难道没和他争执过吗？我没在心中一遍遍咒骂他吗？我没在他的□□上造成伤害吗？他的妈妈打他，我却想拉着他跳铁轨，问题不是孰轻孰重，也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这种错误究竟可以避免还是避无可避，他们今后会不会仍然如此？我们今后会不会仍然如此？
也许这才是她找我谈话的目的。或者她只是累透了，这些话是他们的秘密，她不会对同事、对朋友、对他的老师和同学抱怨，就像他把她的暴力和控制压在心底，我是他们矛盾的症结之一，但在无数症结中，只有我是活的，只有我还能出其不意做点什么，把死结解开，也许我做不到，但我可以成为一个受力点和平衡点，不只知道他，也知道她。她是清醒的，她的头脑一向足够清楚，只是她太过迁就他人，太过重视感情，她的爱里包含着对他人的依赖和纵容，近乎极端；她的恨反而激发个性中的坚决，同样不顾一切。她对我如此坦白，不惜揭露母子间所有不能对外人言明的矛盾，是要警告我继续这份关系需要面对什么：不只是情债和良心债，还有他们母子关系的僵局，还有我和他今后可能的困局，甚至三个人生活可能面对的更艰难的死局。
我反而松了口气。我最怕的不是这些，我最怕不知道题目在哪里，最怕没有线索让我找到解题思路。只要他们愿意说，我就愿意寻找答案，哪怕最终没有任何答案。我说：“阿姨，我听他说过一点那时候的事，他说后来您浑浑噩噩，根本不理他，他吓坏了。”
她呆呆地点点头，“没错。那时我已经不知该做什么了。”
“您知道自己当时的情况吗？他说同样的状况出现过两次，还有一次在您和叔叔离婚后。”我察觉自己的口吻又变成审问式的，他的妈妈神色只是有些别扭，也许多日相处她已习惯我的说话方式，懒得和我计较，反而认真想了想才说：“三次。”
“三次？”
“对，还有父母相继去世那次。我说不清自己的状况，怀疑，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明明已经付出自己能想到的一切，就连付出的目的也不是自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