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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章 张籍:从穷书生到“张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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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元年间的长安,冬天比现在冷得多。城墙根下冻得缩脖子的人里,总有个穿得单薄、怀里揣着卷旧诗稿的年轻人,走路时眼睛老盯着地面——不是怕摔跤,是想捡点别人掉的碎银子,或是看看有没有没人要的枯柴,好回去生火取暖。

    这年轻人就是张籍,那会儿还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个从和州来的穷书生,天天泡在长安的书坊里,连杯最便宜的茶都舍不得点。

    穷小子的“十年同窗”:和王建一起啃冷馍的日子

    张籍的苦,打小就开始了。老家和州(现在安徽和县)不是什么富贵地儿,他爹娘走得早,没留下啥家产,年纪轻轻就得琢磨怎么活下去。那会儿读书人想出头,就一条路:考科举。科举不是光会背书就行,得去长安,得见名师,得混圈子——这些都得花钱。

    张籍没钱,揣着几件旧衣服,一路蹭车、步行,好不容易摸到了长安周边的一个学馆。就在这儿,他遇上了王建——后来写“王建五题”、和他并称“张王乐府”的好兄弟。

    这俩小伙子,简直是“难兄难弟”的代名词。学馆里管饭,但只给稀粥和冷馍,菜是没有的,偶尔能就着点盐粒就算改善伙食。

    冬天学馆的窗户漏风,两人冻得手都握不住笔,就挤在一张床上,裹着两床打补丁的被子,你念一句《论语》,我接一句《孟子》,就这么熬了十年。

    有人问他们:“天天啃冷馍,冻得哆哆嗦嗦,图啥呀?”张籍当时没说话,手里的诗稿攥得更紧了。后来他写给王建的诗里提过这事儿:

    “忆昔君初纳彩时,不言身属辽阳戍。

    早知今日当别离,成君家计良为谁?”

    别看是后来写的,那股子年轻时一起熬苦日子的热乎劲儿,隔着纸都能感觉到。

    那十年,他们不是没动摇过。有一年冬天特别冷,王建冻得咳了半个月,差点咳出肺来,跟张籍说:“要不咱回老家种地吧,至少能吃饱饭。”张籍沉默了半天,从怀里摸出半块干硬的馍,掰给王建一半:“再等等,听说孟郊先生最近在长安,咱要是能让他看看咱的诗,说不定就有机会了。”

    这一等,就等到了贞元十四年(798年)。

    遇见韩愈:穷书生的“救命稻草”

    孟郊那会儿有点名气了,就是后来写“慈母手中线”的那位,他也是苦过来的,知道寒士的难处。有人把张籍的诗拿给孟郊看,孟郊读了两句“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就拍了桌子:“这小伙子有东西!”

    没过几天,孟郊就把张籍叫到了自己的小破屋。一见面,孟郊就瞅着张籍那身洗得发白的衣服,还有冻得通红的耳朵,叹了口气:“你这日子,比我当年还难。”张籍低着头,把新写的几首诗递过去,手还在微微发抖——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孟郊翻着诗稿,越看越点头,最后抬头说:“这样,我带你去见个人,他要是能帮你,你这科举就有戏了。”

    这人就是韩愈。

    那会儿韩愈已经是长安城里的“文坛大佬”了,不仅文章写得好,还特别爱提携后辈,人称“韩昌黎门下”。张籍跟着孟郊去见韩愈的时候,心里直打鼓,连头都不敢抬。倒是韩愈挺随和,接过他的诗稿,坐在那儿慢慢读,没说话。

    张籍站在旁边,汗都快把衣服湿透了。过了好一会儿,韩愈才放下诗稿,看着他说:“你这诗里有股子劲儿,不是那种只会掉书袋的酸秀才,是真见过苦日子,心里有东西的。”

    就这一句话,把张籍的眼泪差点说下来。

    从那以后,韩愈就把张籍当成了自己人。不仅教他怎么写文章、怎么应对科举,还经常把他叫到家里吃饭——韩愈家也不算富裕,但至少能让张籍吃上顿热乎的。有一次张籍得了风寒,躺在出租屋里没人管,韩愈知道了,亲自提着药过来,还帮他请了大夫,临走时留下了一串铜钱:“好好养病,别耽误了读书。”

    张籍后来在诗里写韩愈:“君恩若雨露,君威若雷霆。退之服儒素,恬淡无所营。”字里行间全是感激——要是没韩愈,他这穷书生,说不定早就冻饿死于长安街头了。

    贞元十五年(799年),科举放榜那天,张籍挤在人群里,眼睛都看直了——榜单上,“张籍”两个字赫然在列!

    他当场就哭了,不是喜极而泣,是觉得这些年的苦,终于没白熬。他第一时间就跑去找韩愈,磕了个头,说:“先生,我中了!”韩愈笑着把他扶起来:“好,好,以后好好做事,别辜负了自己。”

    张籍没想到,中了进士,是另一段苦日子的开始。

    “穷瞎张太祝”:十年贫病,差点把眼睛熬瞎

    中了进士,按说该有官做了吧?可那会儿唐朝的官编制紧张,尤其是像张籍这样没背景的寒士,就算中了进士,也得等着“补阙”——就是等有空缺了才能上任。张籍等啊等,没等来官位,先等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

    古代讲究“丁忧”,母亲去世,不管啥官,都得回家守孝三年。张籍收拾行李,又从长安走回和州,一路上没钱雇车,全靠两条腿,走了一个多月。到家后,家里更是一贫如洗,连给母亲办丧事的钱都是街坊邻居凑的。

    守孝三年,张籍没敢闲着,一边种地糊口,一边接着写诗。直到806年,也就是唐宪宗元和元年,他才终于等到了一个官职:太常寺太祝。

    你别听“太祝”这名字挺好听,其实就是个从九品的小官——唐朝官制分九品,从九品是最低级的,比芝麻官还小。太常寺管的是祭祀礼仪,太祝的活儿就是在祭祀的时候帮忙摆祭品、读祝文,没权没势,俸禄还少得可怜。

    张籍拿着这点俸禄,在长安租了个小破屋,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更倒霉的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苦日子熬坏了身体,他的眼睛开始出问题——先是看东西模糊,后来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写着诗,笔就跑偏了,字都叠在一起。

    他没钱看大夫,自己找点草药煮水喝,效果可想而知。有一次韩愈来看他,一进门就看见张籍凑在蜡烛跟前,眼睛离纸只有几寸远,还在那儿一笔一划地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不是哭,是眼睛疼得受不了。

    韩愈心疼得不行,赶紧给他找了个好大夫,开了药,可张籍的眼睛还是没好利索,时好时坏,最后落下个“半盲”的毛病。长安城里的人私下里都叫他“穷瞎张太祝”,有的是同情,有的是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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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籍倒是不怎么在乎别人怎么叫他。有朋友劝他:“要不你跟韩先生说说,让他帮你换个轻松点的官,至少能多挣点钱看病。”张籍摇摇头:“韩先生已经帮我够多了,我不能再麻烦他。再说,这太祝的活儿虽然小,但也是正经差事,我干好自己的本分就行。”

    就这么着,他在“穷瞎张太祝”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里,他穷得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眼睛疼得整夜睡不着,但从来没放弃过写诗。他的诗里全是老百姓的苦日子: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

    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

    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

    如何织纨素,自着蓝缕衣。”

    没有华丽的辞藻,全是掏心窝子的话,就像他自己的日子一样,苦,但真实。

    有人问他:“你都这样了,还写这些干啥?”张籍笑了笑,眼睛眯成一条缝:“我见过太多像我一样的苦人了,我不写,谁替他们说话?”

    五十岁才“转运”:当上官了,心却淡了

    张籍的“转运”,来得比谁都晚。直到他五十岁那年,也就是元和十五年(820年),他才终于从从九品的太祝,升到了国子监助教——虽然还是个小官,但至少不用再天天搞祭祀了,还能教学生读书,俸禄也涨了点。

    这之后,他的仕途才算慢慢顺了起来。没过几年,又升了水部员外郎,管的是水利、漕运这些事,虽然还是不算大官,但好歹有了实权,人们也不叫他“穷瞎张太祝”了,改叫“张水部”——这称呼,听着就比之前体面多了。

    再后来,他又升了主客郎中,最后官至国子司业,从四品——这在唐朝,算是中层官员了,比他当年那个从九品的太祝,简直是天壤之别。

    按说五十岁才熬出头,该好好享受享受了吧?可张籍偏偏不。他当了大官,还是住在之前那个小破屋里,没买大房子,没娶小老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写诗、看书,跟当年那个穷书生没啥两样。

    有一次,韩愈约他出去踏春,说长安城外的花开得正好,一起去喝酒赏景。韩愈是他的恩人,换别人早就满口答应了,张籍却婉拒了。他给韩愈回了首诗,里面有两句:

    “家贫无易事,身病足闲时。”

    意思是我家里穷,没那么多闲钱出去玩,身体也不好,还是在家待着舒服。

    韩愈看了诗,笑着摇摇头:“这张籍,还是老样子。”其实韩愈知道,张籍不是真的“家贫”,也不是真的“身病”,是他看透了官场的热闹,不想掺和了。

    年轻时,他也想过当大官,想过光宗耀祖,想过让自己不再受穷。可十年“穷瞎张太祝”的日子,把他那点“仕途心”磨得差不多了。

    他见过官场的尔虞我诈,见过有人为了升官不择手段,也见过自己身边的朋友因为官场争斗家破人亡——相比这些,他觉得能安安稳稳地写诗、教学生,已经很满足了。

    他晚年写过一首《闲居》:

    “东城南陌尘,紫幰与朱轮。

    尽说无多事,能闲有几人。

    唯吾知此趣,归卧养天真。

    笑谢桃源客,花时不放身。”

    诗里的“闲”,不是无所事事的闲,是历经磨难后的通透——知道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这才是真的“闲”。

    他当了国子司业后,教学生有个规矩:不管学生家里有钱没钱,不管有没有背景,只要肯读书、人品好,他就倾囊相授。

    有个学生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想退学,张籍知道了,不仅免了他的学费,还经常把自己的粮食、衣服拿给他。学生感激地说:“先生,您以后有啥吩咐,我一定照做。”张籍摆摆手:“我不用你做啥,你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好人,别像我当年一样苦,就行了。”

    寒士的“坚守”:不是熬官,是熬心

    张籍活了七十多岁,在唐朝算是长寿了。他去世后,没留下啥家产,留下了一堆诗稿——后来被编成了《张司业集》,流传到现在。

    有人说,张籍这辈子,就是个“苦命人”:年轻时穷,中年时病,五十岁才熬出头,好不容易当了大官,还不懂得享受。张籍不这么觉得,他的诗里,从来没有过抱怨,只有对生活的认真,对老百姓的同情,对朋友的真诚。

    他的“挣扎”,不是为了当官发财,是为了能在苦日子里活下去,能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他的“坚守”,不是为了熬到高位,是为了守住自己的初心——不管穷还是富,不管瞎还是不瞎,都要做个好人,写好诗。

    中唐那会儿,像张籍这样的寒士有很多,大多数人要么在苦日子里沉沦了,要么为了当官变了心,张籍像一根硬骨头,在风雨里熬了一辈子,愣是没弯。

    他的诗里有句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很多人以为是写爱情的,其实不是——那是他写给藩镇节度使的,拒绝人家的拉拢。那会儿藩镇势力大,很多人都想靠藩镇升官,可张籍不,他宁愿当他的小官,也不跟藩镇同流合污。这就是他的“坚守”——不是不懂变通,是有自己的底线。

    现在我们读张籍的诗,读的不只是“洛阳城里见秋风”的乡愁,不只是“君知妾有夫”的刚烈,更读的是一个寒士在乱世里的挣扎与坚守。

    他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当过大官,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用一辈子告诉我们:苦日子不可怕,可怕的是丢了初心;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丢了骨气。

    就像长安城墙根下那个曾经冻得缩脖子的年轻人,怀里揣着的不是诗稿,是一颗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心。这颗心,比任何大官、任何财富都珍贵,也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动人。

    张籍的一辈子,是中唐寒士的缩影,更是一个普通人用“坚守”写就的传奇——不是所有传奇都要波澜壮阔,有时候,把苦日子过成诗,把初心守到底,就是最大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