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王建：从白发小吏到“王司马”(第1/2页)
46岁的王建，站在昭应县（今陕西临潼）县衙门口，手里拿着任命文书，风一吹，头发白得晃眼。跟他一起考中进士的人，早有人当上了州官，出门前呼后拥；他倒好，熬到快五十，才混上一个“县丞”——从八品的小官，连县令的副手都算不上，管的全是鸡毛蒜皮的破事：收赋税、断邻里纠纷、替县令写报告。
有人跟他打趣：“王兄，您这‘吏’当得，头发都等白了。”王建笑了笑，没说话。他心里清楚，对一个寒门出身、又在边塞蹉跎十三年的人来说，能有个官做，已经算老天开眼了。他没想到，这一当小官，就当了十几年。
白发初为吏：昭应县丞的日子，琐碎里藏着心酸
昭应县离长安近，算是个“京畿小县”，事儿却不少。王建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先去县衙点卯，然后跟着差役去乡下收赋税。长安周边的土地，看着肥沃，可农民的日子比边塞还苦——官府的税一层叠一层，夏天收麦税，秋天收粮税，冬天还要收“炭税”，有的农民交不起，只能卖儿卖女。
有一次，王建去城郊的张村收税，看到一个老太太跪在地上，抱着差役的腿哭：“官爷，再宽限几天吧，我家老头子刚死，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实在交不出税啊！”差役不耐烦，抬脚就要踹，王建赶紧拦住。他蹲下来，看着老太太破洞里露出来的棉絮，心里堵得慌——这场景，跟他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的样子，太像了。
那天，王建掏腰包，替老太太交了税。回去的路上，差役跟他说：“王丞，您这样不行啊，下次人人都跟您哭穷，税还怎么收？”王建没反驳，夜里在灯下写了首《田家行》：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
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
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
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
诗里写的“欣欣悦悦”，全是装的——农民们表面笑着割麦、缫丝，其实心里慌得很，盼着能交够税，别把家里的牛卖了。王建比谁都清楚，那“檐头索索”的缫丝声，不是欢乐，是无奈。他这个县丞，管不了朝廷的税，只能把看到的苦，写进诗里。
除了收税，他还得管“家长里短”。有两家邻居，因为一尺宅基地吵了三天，还动了手，闹到县衙。王建去调解，左边说“这地是我家的”，右边说“明明是我家的”，吵得他头都疼。最后他没办法，自己出钱，在两家中间修了道矮墙，才算把事了了。有人说他“傻”，不该自己掏钱，王建却说：“都是苦日子人，争来争去，还不是为了一口饭？”
昭应县丞当了三年，王建又被调到长安，做太府寺丞——管国库仓库的小官。每天的活儿就是清点粮食、布匹，记在账本上，枯燥得能让人睡着。仓库里堆着满满的粮食，有的都发霉了，他想起乡下农民饿肚子的样子，心里不是滋味。
有次白居易来太府寺办事，看到他对着账本发呆，问他怎么了。王建指着账本说：“这里的一粒米，都是农民弯腰种出来的，就这么放坏了，可惜啊。”白居易听完，拍了拍他的肩膀：“也就你，当了小官还操这心。”
沉沦下僚：换了六个小官，没熬出头，却熬出了好诗
接下来的十几年，王建像个“救火队员”，在各个小官职位上转来转去：从太府寺丞调到秘书郎，每天抄文书抄到手软；再调到殿中侍御史，管监察，却没实权，看到贪官污吏也管不了；又调到太常寺丞，管祭祀礼仪，天天对着祭品念祝文，念得口干舌燥。
这些官，全是“下僚”——没权力，没油水，还特别累。有一年冬天，他当殿中侍御史，要去长安周边的县巡查。天寒地冻，路不好走，他骑着一头瘦马，走了半个月，冻得手脚生疮。
到了县里，县官知道他没实权，连像样的饭都不给他准备，只端来一碗稀粥，上面飘着几片菜叶。王建没抱怨，喝完粥，照样认真巡查，把看到的问题记下来，可报告递上去，石沉大海。
那段日子，他常常在夜里失眠。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边塞的日子，想起昭应县的农民，觉得像个“废人”——当了官，却帮不了任何人。
他没放弃写诗，不管多累，每天都要写几句。他的诗，越来越“接地气”，全是老百姓的苦：纤夫的苦、织妇的苦、士兵的苦，他都写。
他写《水夫谣》，是因为有次出差，在河边看到纤夫拉船。那是夏天，太阳毒得很，纤夫们光着膀子，皮肤晒得黝黑，背上勒着粗绳子，深深嵌进肉里，每走一步，都要喊一声号子，声音嘶哑。
船逆流而上，纤夫们走得慢，船主还拿着鞭子抽他们。王建站在岸边，看了很久，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晚上在客栈，他就着油灯，写下：
“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
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
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
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
夜寒衣湿披短蓑，肌穿足裂忍痛何！”
诗里的“肌穿足裂忍痛何”，不是瞎写的——他看到一个老纤夫，脚底板裂了大口子，渗着血，却还在拼命拉船。他想上前帮一把，却被船主拦住：“你一个小官，少管闲事！”王建眼睁睁看着他们走远，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还有《织锦曲》，写的是长安周边的织锦女。他当秘书郎时，常去织锦坊抄文书，看到织锦女们没日没夜地织锦。织好的锦，全要交给宫里，一匹能值千金，织锦女们，一年到头连件新衣服都穿不上。有个织锦女跟他说：“官爷，我织了三年锦，从来没见过织的锦穿在人身上是什么样子。”
王建听了，心里难受，回去就写了《织锦曲》，里面“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宫里怪”，写的就是织锦女的无奈——织慢了要被宫里骂，织好了也跟自己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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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仕途不顺，但王建在长安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他们都是爱写诗、关心民生的人，经常聚在一起，在小酒馆里喝酒，聊诗，聊天下事。
张籍是他最好的朋友，俩人经常挤在张籍的小破屋里，就着一碟咸菜，喝一壶劣质的酒。张籍跟他说：“仲初，你的诗写得越来越好了，比我强。”王建笑着说：“还不是跟你学的？当年在学馆，你教我怎么把话说得实在。”
有一次，张籍家里穷得没米了，王建把当月的俸禄分了一半给他，还说：“你别跟我客气，当年在边塞，我要是没你寄的棉袄，早就冻死了。”
后来张籍写了首《赠王建》：
“自君去后交游少，东野亡来箧笥贫。
赖有白头王建在，眼前犹见咏诗人”，把他当成唯一的知己。
韩愈也很看重王建，觉得他的诗“有杜甫的风骨”。有次韩愈带他去见白居易，白居易刚写完《卖炭翁》，读给他们听。王建听了，激动地说：“白兄，你这诗写得太好！我也写了首《水夫谣》，跟你这意思差不多。”说着就把诗念了出来。白居易听完，拍手叫好：“好！咱们这些人，就该写老百姓的苦，让朝廷知道下面的人有多难！”
跟这些朋友在一起，王建觉得不孤单了。虽然官没当大，但他的诗，有人懂；他的心思，有人明白。
晚年的“王司马”：从乐府到宫词，写透了宫廷里的寂寞
大和三年（829），王建快六十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有点驼。这一年，他熬上了一个“像样”的官——陕州司马（今河南三门峡），从五品，虽然还是没什么实权，但总算摆脱了“下僚”的身份，人们也开始叫他“王司马”。
陕州离长安远，没那么多琐碎事，王建的日子清闲了些。可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跑乡下、见纤夫了。他的诗风，慢慢变了——从写民间疾苦的“乐府诗”，转向了写宫廷生活的“宫词”。
有人说他“变了”，开始写奢华的宫廷了。王建自己知道，他写的不是奢华，是宫廷里的“另一种苦”——宫女的寂寞，宦官的专权，还有那些看似光鲜的背后，藏着的无奈。
他的《宫词》百首，是在陕州写的。有的是听来的，有的是他以前在长安当太常寺丞时，接触到宫廷礼仪，看到的场景。
他写宫廷的庄严：
“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皇帝朝会时，金殿巍峨，云车华丽，看着气派，可他知道，这气派背后，是多少百姓的赋税堆出来的。
但他写得更多的，是宫女的寂寞。有一首《宫词》，写得特别细腻：
“宫人早起笑相呼，不识阶前扫地夫。
乞与金钱争借问，外头还似此间无。”
宫女们早上起来，看到台阶前的扫地夫，觉得新鲜——她们一辈子待在宫里，没见过外面的男人。围着扫地夫，争着给他钱，问他：“外面的世界，是不是跟宫里不一样？”
王建写这首诗时，想起了当年在长安看到的宫女。有次他去太常寺办事，看到几个宫女站在宫墙边，望着墙外的柳树发呆。有个宫女看到墙外的老百姓路过，眼里满是羡慕。宫女们看似住在华丽的宫殿里，其实跟坐牢一样，一辈子见不到亲人，也得不到爱情，在宫里慢慢老去。
他还写宫女的“无奈”：
“御厨不食索时新，每见花开即苦春。
白日卧多娇似病，隔帘教唤女医人。”
宫女们在宫里，吃的是最好的饭菜，可心里苦，觉得春天都难熬。白天躺着，像生病一样，其实是寂寞得没精神，隔着帘子叫女医人来，不是真的生病，就是想有人陪自己说说话。
这些《宫词》，突破了以前“宫怨诗”的老套——以前的宫怨诗，只写宫女的“怨”，王建却写得更细：她们的好奇、她们的渴望、她们的假装生病，全是活生生的人。他没把宫女写成“符号”，而是写成了“有血有肉的女人”，跟乡下的农妇、河边的纤夫一样，都是苦命人。
有一次，刘禹锡来看他，读了他的《宫词》，说：“仲初，你这宫词，写得比乐府诗还动人。别人写宫怨，是站在外面看；你写宫怨，是站在宫女心里看。”王建笑了笑：“其实都一样，不管是民间还是宫廷，只要是人，就有苦。我只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而已。”
晚年的王建，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咳嗽，冬天更严重。他还是每天写诗，写累了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想起年轻时的日子：在颍川啃冷馍、在边塞扛冻、在昭应县替农民交税、在长安跟张籍喝酒……他觉得这辈子，没白活——虽然官没当大，但他写了很多诗，这些诗里，有老百姓的苦，有宫女的寂寞，有朋友的情分。
大和四年（830），王建在陕州司马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他去世后，家人整理他的遗物，除了一箱子诗稿，只有几件旧衣服、几本书，还有张籍当年送他的那件厚棉袄——虽然已经破了，却一直被他珍藏着。
后来，有人把他的诗编成了《王司马集》，里面的乐府诗、宫词，流传了一千多年。人们读他的《田家行》，会想起农民的苦；读他的《水夫谣》，会想起纤夫的累；读他的《宫词》，会想起宫女的寂寞。
王建这一辈子，没当过大官，没享过福，可他用一支笔，把人间的苦都写了下来。他就像一个“记录者”，不管是寒门的挣扎、边塞的残酷、下僚的心酸，还是宫廷的寂寞，他都记在诗里，告诉后人：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有一群人在苦日子里挣扎，也都有像他一样的人，在为这些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