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联盟的代价：战争、债务与风车下的(第1/2页)
第十九章联盟的代价：战争、债务与风车下的阴影
1690-1697年
伦敦的宫廷宴会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每个参与者都知道自己的角色，即使剧本每天都在变。
小威廉站在汉普顿宫的大厅里，手里端着一杯淡得可疑的英国葡萄酒，试图分辨周围交谈中的荷兰语和英语比例。结论是：英语占七成，荷兰语两成，法语一成——政治现实的语言学映射。
“范德维尔德先生！”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小威廉转身，看到了约翰·丘吉尔，那位在爱尔兰战役中表现出色的英国军官，现在已经是马尔伯爵了。
“勋爵阁下。”小威廉礼貌地点头。他的儿子扬二世站在旁边，穿着为这次旅行特意订做的正式服装，看起来不太自在。
“你们的船队在远征中表现卓越，”丘吉尔说，“威廉陛下——请原谅，我该说国王陛下——多次提到荷兰商人的效率。没有你们的后勤支持，我们不可能那么顺利。”
“我们只是做了合同要求的事。”小威廉谨慎地回答。他不确定这位英国贵族的恭维背后是否有其他意图。
丘吉尔微笑，那笑容既迷人又让人不安：“正是这种‘合同精神’让荷兰如此……实用。不过，我听说你们在弗利辛恩的船坞正在扩建？准备承接更多英国海军的订单？”
消息真灵通，小威廉想。扩建计划上周才在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会通过。
“只是正常的商业扩张，”他说，“战争带来需求，需求带来机会。”
“战争也带来债务，”丘吉尔压低声音，“我听说荷兰各省的国债已经超过一亿荷兰盾了？惊人的数字。”
小威廉没有否认。这个数字在阿姆斯特丹不是秘密，但从英国贵族口中听到，感觉像在展示伤口。
宴会的高潮是威廉三世——现在是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的简短露面。他看起来比在海牙时更苍白，哮喘似乎更严重了，但眼神里的坚定一如既往。他没有发表长篇演讲，只是感谢了“忠诚的荷兰盟友和英国臣民”，然后匆匆离开——据说要去审阅来自佛兰德斯的战报。
“他在同时下两盘棋，”扬二世在回旅馆的马车上低声说，“一盘是英国的政治，一盘是欧洲的战争。而荷兰……也许是棋盘本身。”
战争确实在继续。九年战争（或称大同盟战争）进入第三年，法国路易十四的军队在陆地上依然强大。荷兰作为大同盟的核心成员，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负担。
1692年，小威廉回到阿姆斯特丹，发现办公室里堆积着新的海军部订单和税务局的催缴单。战争费用像无底洞，而收税官的效率比任何时候都高。
“他们现在按季度预征‘国防特别税’，”会计苦着脸报告，“而且要求用现金支付，不能用国债抵充。”
“那我们的现金流呢？”
“紧张，但还能维持。英国海军的运输合同利润不错，但付款周期长了——他们说‘王室财政需要时间周转’。”
典型的模式，小威廉想。荷兰出钱、出船、出人，英国出……承诺。但他别无选择。如果法国赢了，荷兰可能再次被入侵。至少现在，威廉三世作为英荷联盟的领袖，把两个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
然而联盟内部并不平等。1692年的拉和岬海战证明了这一点。英荷联合舰队与法国舰队交战，英国战舰担任主力，荷兰舰队负责侧翼。战斗胜利了，但英国媒体只歌颂英国海军的英勇，几乎不提荷兰的贡献。
“我们在他们眼中是配角，”德·鲁伊特将军的继任者——一位年轻的荷兰海军上将——在小威廉的办公室里抱怨，“而且是最先被牺牲的配角。上次战斗，他们让我们的船去吸引火力，好让英国战舰抢占有利位置。”
小威廉没有说话。商业上，这叫“风险转移”。政治上，这叫“联盟协作”。本质上，这叫强者的逻辑。
扬叔叔从伦敦带回了一幅未完成的画作：《两个王国的执政》。画面中，威廉三世穿着半荷兰半英国的服装，左手拿着荷兰省议会的文件，右手握着英国权杖，背景分裂为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和伦敦塔。
“国王陛下看了草图，”扬叔叔说，“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很准确，但不适合公开展出。’”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知道自己的双重身份是个敏感问题。在荷兰，他不想被看作英国国王；在英国，他不想被看作荷兰执政。但事实上，他两者都是。”
扬叔叔决定私下完成这幅画，留给家族收藏。“也许一百年后，人们会理解这个时代的矛盾。”
与此同时，卡特琳娜和玛丽亚在莱顿的农业研究所终于建成了。资金来自英国农业协会，但管理和研究完全独立。第一个重大突破在1693年到来：她们培育的耐盐土豆品种在泽兰省的盐碱地试种成功，产量达到正常土地的七成。
消息传开，各地农民前来求购种子。玛丽亚坚持低价销售——“这不是为了利润，是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但商业化压力随之而来。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想垄断种子销售，英国投资者想买断专利。玛丽亚拒绝了所有提议，结果收到了匿名信，威胁要“揭露研究所使用英国资金的‘不爱国’行为”。
“这就是现实，”卡特琳娜对女儿说，她已经八十三岁，大部分时间卧床，但思维依然清晰，“你做正确的事，就会有人想从中获利，或者阻止你。”
玛丽亚的未婚夫约翰现在是威廉三世联合参谋部的中校，经常往返于前线。他建议寻求王室保护：“如果国王陛下认可你们的研究，就没人敢动。”
但这也意味着政治化。最终，玛丽亚妥协了：她接受了“威廉三世农业进步奖”和一小笔王室津贴，代价是将研究所更名为“国王威廉农业研究所”。
“名字不重要，”卡特琳娜安慰她，“重要的是工作继续。”
战争的压力在1694年达到顶峰。法国收成失败导致欧洲粮食短缺，荷兰虽然有自己的农业改良，但粮价仍然上涨了百分之四十。阿姆斯特丹爆发了面包骚乱，暴民砸开了几家面包店，警察袖手旁观——因为他们的薪水也被拖欠了。
小威廉的航运公司遇到了新问题：保险费用飙升，因为法国私掠船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活动加剧。更糟的是，英国开始征用荷兰商船用于军事运输，补偿“按战时标准”，也就是远低于市场价。
“如果我们拒绝呢？”扬二世问。
“那就会失去所有英国合同，还可能被指控‘不配合战争努力’，”小威廉回答，“在战时，爱国主义是门好生意——对强加条件的一方来说。”
他们不得不接受。公司利润在1694年首次出现亏损。小威廉动用了家族信托基金的储备金，那是老威廉时代开始积累的“雨天基金”。
“希望雨天早点结束，”他在家族会议上说，“否则我们都要淋湿了。”
扬叔叔的画室也受到了影响。富人减少了对艺术品的购买，中产阶级更关心面包价格。他不得不接受一些商业委托：为富商画肖像，为酒馆画招牌，甚至为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画了一幅巨大的《荷兰省美德寓言》——画面中央是手持天平的女神，两旁是代表贸易和农业的人物。
“至少他们还愿意为宣传付钱，”扬叔叔自嘲，“艺术总是第一个被削减，最后一个被恢复。”
转折点在1695年悄然到来。不是战场上的大捷，而是财政上的崩溃边缘。
荷兰各省的债务已经高达一亿两千万荷兰盾，年利息支出占政府预算的一半以上。阿姆斯特丹银行家们开始拒绝新的贷款，除非“进行财政改革和削减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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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财政改革”？意味着提高税收、削减养老金、减少对穷人的救济。什么是“削减开支”？意味着减少海军拨款、延缓堤坝维护、停发公务员工资。
海牙议会再次陷入争吵。这次不是省与省之间的争吵，而是代际之间的争吵：年轻人要求增加军费以赢得战争，老年人要求结束战争以恢复经济。
威廉三世从伦敦发来严厉的信件，警告“任何退缩都将导致联盟瓦解和法国胜利”。但荷兰的财政现实是：钱用完了。
小威廉被邀请参加阿姆斯特丹银行家的秘密会议。会议在银行地下的金库里举行，烛光照着成堆的金条，像在强调讨论的主题。
“我们必须结束战争，”最年长的银行家说，“不是明天，是现在。每多一天，我们的资本就多流失一分。”
“但法国人不愿意和谈，”一位商人反驳，“除非我们放弃某些贸易权利。”
“那就放弃！”银行家拍桌子，“贸易权利可以恢复，资本流失了就不会回来。而且，英国人在利用我们。他们在战争中变得更强大，我们在战争中变得更贫穷。”
小威廉静静地听着。他想起了祖父老威廉在八十年战争时期的计算：有时继续战斗的成本高于妥协的代价。但妥协的代价是什么？荷兰的独立地位？共和国的完整性？
会议最终决定：向威廉三世施压，启动和谈，无论英国是否同意。
“这很危险，”小威廉会后对儿子说，“如果威廉国王认为荷兰在背叛联盟，他可能转向完全依赖英国。但如果我们不停止，荷兰可能破产。”
“典型的荷兰困境，”扬二世说，“在原则和生存之间选择。祖父会怎么选？”
小威廉没有回答。他想起老威廉账本里的一段话：“当账本上的红色超过黑色时，要么改变生意，要么改变规则。但永远不要假装红色是黑色。”
和谈在1696年开始。地点选在荷兰边境附近的里斯维克，以显示中立性。谈判进展缓慢，因为每个问题都涉及复杂的利益平衡：领土、贸易权、王位继承、宗教宽容。
小威廉作为“海事专家”再次被征召，这次是计算各种贸易条款对荷兰航运的影响。每天，他面对成堆的关税表、航运数据、殖民地报告，试图量化“最惠国待遇”值多少钱，“自由贸易权”又值多少钱。
一天晚上，法国代表团的一位年轻官员悄悄找到他。
“范德维尔德先生，我父亲收藏了您兄弟的画作。他说您家族以……务实著称。”
小威廉警惕地看着他：“在商业中，务实是美德。”
“那么在和平中呢？”法国官员微笑，“如果我们愿意在贸易条款上让步，荷兰是否愿意在……其他方面灵活？比如，不坚持法国完全撤出某些边境城镇？”
“那是政治问题，我无权决定。”
“但您可以计算。如果法国保留那些城镇，对荷兰的商业影响有多大？如果法国撤出，对荷兰的安全改善又有多大？数字不会说谎。”
小威廉明白了。法国人在用商业语言进行政治谈判。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政治：一切都可以量化，一切都可以交易。
他把这个接触报告给了荷兰代表团团长。团长思考了很久，然后说：“计算一下。让我们知道数字。”
那晚，小威廉在旅馆房间里算到深夜。蜡烛烧尽了两根，纸张写满了数字。最终他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从纯商业角度，法国保留某些边境城镇对荷兰的贸易影响很小（因为那些地区经济不发达）；但从安全角度，那是战略要地。
他提交了报告，附注：“商业计算支持妥协，战略计算反对妥协。选择取决于我们更看重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安全。”
报告被收下了，没有回应。几天后，谈判出现了突破：法国同意撤出大部分荷兰领土，换取某些贸易优惠和承认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老僭王”）为英国王位合法继承人的模糊表述。
“典型的妥协，”扬叔叔听说后评论，“每个人都得到一点，没有人得到全部。这就是和平。”
1697年9月，《里斯维克和约》签订。九年战争结束。法国归还大部分占领的领土，承认威廉三世为英国合法国王，荷兰获得了一些贸易让步。
表面上看，荷兰赢了：领土恢复，安全确保，联盟保存。但实际上，代价巨大：国债高达一亿五千万荷兰盾，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影响力下降。
签约仪式后，小威廉独自走在里斯维克的街道上。秋天的小雨淅淅沥沥，像在洗刷七年的血腥。他遇到了一位英国外交官，两人在一家小酒馆坐下。
“你们荷兰人应该高兴，”英国人说，“战争结束了，法国被遏制了。”
“代价呢？”
“代价？”英国人想了想，“历史不会记住代价，只会记住结果。一百年后，人们会说‘荷兰是大同盟的关键成员，帮助遏制了路易十四的野心’。他们不会说荷兰为此破产。”
“但我们会记得。”
“那是你们的负担，”英国人举杯，“为健忘的历史干杯。”
回到阿姆斯特丹后，小威廉发现城市的气氛奇怪地平静。没有大规模庆祝，只有一些官方的烟火。人们在谈论面包价格是否下降，船运保险费是否降低，税收是否会减少。
“普通人的生活，”扬二世说，“他们关心的是日常的账目，不是历史的评价。”
家族在海牙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完整聚会。卡特琳娜坚持从莱顿过来，虽然需要全程用轮椅。八十六岁的她，眼睛已经模糊，但听力依然敏锐。
“战争结束了，”她说，“现在我们可以专心修复土地了。”
“还有很多要修复的，”玛丽亚说，“不仅仅是土地，还有经济，还有……信念。”
扬叔叔展示了他的新作品：《和平的脆弱平衡》。画面中，天平的两端分别是剑和账本，背景是欧洲地图，上面画着刚刚签署的和约文件。天平微微倾斜向账本一侧，但剑依然在。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扬叔叔说，“武力让位于计算，但武力永远在背景中。”
小威廉拿出了祖父的老账本副本，翻到最新的空白页。他写下：
“1697年，九年战争结束。我们付清了账单，但几乎破产。我们保住了独立，但更依赖盟友。我们恢复了和平，但知道和平是暂时的。
祖父，您的时代有明确的敌人：西班牙。我们的时代有复杂的盟友：英国、奥地利、西班牙，都是朋友也都是竞争者。您的时代有清晰的理想：自由与信仰。我们的时代有模糊的利益：贸易与平衡。
也许历史不是进步，只是变化。荷兰从反叛的省份变成欧洲的银行家，现在变成联盟中的小伙伴。我们没有输，但也不再是过去的我们。
唯一不变的是：我们还在计算。计算风险，计算回报，计算如何在变化中生存。这或许是您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不是财富，不是地位，而是那种顽固的、务实的、永不停止的计算。”
他合上账本。窗外，海牙的夜空被最后的庆祝烟火照亮，短暂而绚丽，然后回归黑暗。
战争结束了。和平到来了。账单还在那里。
风车在荷兰的田野上缓缓转动，像巨大的时钟，计数着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的余晖。余晖依然美丽，但夜晚正在临近。
范德维尔德家族将继续计算、航行、绘画、种植。因为这就是他们所做的，这就是荷兰所做的：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计算每一步的成本与收益，然后前进——无论前方是黎明还是黄昏。
雨停了。明天，又要开始新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