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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生生在高层的人事钉下了这么一颗要命的钉子!

    人事任命散乱荒唐到如此地步,天下大事,恐怕真要不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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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早在苏某人装神弄鬼,假借八字旺人的名义向皇帝胡乱举荐高层时(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有人相信用八字选官吧?),蔡相公就已经敏感闻出了不对。

    当然,不对归不对,却绝不代表蔡相公要犯颜直谏,阻止君上的过失——他的出厂设置显然就没有那个功能;事实上,除了收买几个宦官照常在赵官家耳边说坏话之外,蔡相公在本次人事安排上堪称安分守己,绝没有乱说乱动。因为他相信——不,他坚信,就算自己袖手旁观,也多得是人能够阻止这个胡作非为的苏姓妄人!

    作为从底层一步步擢升,浸淫官场数十年的高官,现在已经没有人比蔡相公更懂大宋了;他深深的明白,在经历了上百年的磨砺摔打,继承了五代乃至隋唐数个朝代的一切糟粕之后,如今的带宋已经修炼到了登峰造极,堪称是官僚主义的道成肉身、汉弗莱念兹在兹的异乡白月光、形式主义的地上天国、叠床架屋的伟大乌托邦——在如此惯性下,要推动一项决策可能非常麻烦,要想阻止一项决策可就太简单了。

    皇帝要想根据八字任命翰林学士?依照带宋制度,就算皇帝百般情愿,这样重大的人事决策也要征求翰林院的许可。否则翰林院可以直接罢工,“封还词头”,拒绝草拟任命文书——当然,皇帝可以强行绕过翰林院办事,但这样下发的文件被视为野鸡文件,合法性正统性大受诟病,稍有脸皮的士大夫都不会接受,否则颜面扫地,一家子都没法在士林混了。

    显然,翰林院只要稍有廉耻(也就是说,只要不沦落到蔡相公的段位),那就绝不可能附和一个狂言妄语的方士,任命他不知从哪里搜刮来的狐朋狗友——而恰巧,现在控制翰林院的曾肇、王能甫两人都还算是有那么一点驴脾气。所以蔡相公也才深有把握,认为这个苏散人绝对走不完流程,只能在大宋庞大的官僚系统面前碰一鼻子的灰。

    ……可万万没有料到,这姓苏的居然举荐的是王安石的孙子,不知已经被遗忘在哪个犄角旮旯的王棣。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王棣这么要命呢?啊这里我们需要稍稍回顾一下翰林院曾肇王能甫的简历——王能甫,合肥人,妻子姓吴,恰巧是王安石疼爱的外孙女;曾肇,南丰人,本人倒是和王荆公无甚姻亲;但他有个好哥哥叫做曾巩,而这个好哥哥与王荆公是生死相托、如鱼得水、年轻时可以寝则共榻的关系。有这样两个人来审核王棣的人事任命,你猜他们会给个什么意见呢?

    ——我的宰相爷爷,晓不晓得?

    这就是顶级士大夫的深厚根基;盘根错节、彼此掩护,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怕是被蓄意打压冷待十年之久,一遇风云仍能龙飞九天。单纯的一个前宰相孙子不可怕,单纯的一个根基不牢的方士也不可怕;但如果两个人彼此援引,那么就意味着近臣与顶级士大夫的紧密结合,基础牢靠动力强劲,真正可以借由人脉调动官僚系统。而这种紧密结合的威力……

    蔡相公的脸上划过了一抹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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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既往的,道君皇帝的注意力总是没法在正事上维持太久。他和王棣聊了几句,大概“奖掖”了一下这位新提拔的锦鲤,随后就理所应当的感到了无聊,觉得自己应该去看一看御苑修建的进度,再次发挥灵感修改一下设计图纸,而非留在此处浪费时间。于是他随随便便敷衍完最后部分,长袖飘飘地踱到地毯乾卦的九五位上,调转拂尘,以白玉麈柄敲击纯金法铃;于是声鸣铿锵,所有大臣再次肃立,束手执礼,目送着道君皇帝衣袂翩翩,被一众宫人前呼后拥着消失在纱帐深处;偌大殿中只有一抹余香缱绻,仿佛是梅花不胜暑气的娇羞。

    因为天气还早,召见之后仍然有公务要办。蔡相公与当值的几位中贵人打了一声招呼,就大步而去,全程就像没有看到王棣苏莫一样。苏莫对此似乎毫不在意,只是转头向王棣叮嘱了几句,要他立刻赶到翰林院赴任,一定向两位老前辈多多请教——以曾肇王能甫和王家的关系,当然是不会坑故人之后的。

    “你要尽快上手。”苏莫道:“提醒一句,这两位恐怕在翰林院的位置上呆不了多久了,你要把担子给挑起来。”

    王棣强忍住第一上朝的莫大震撼,唯唯称是,又真心实意的道谢:

    “今日先生处处维护,小子实在感激不尽。”

    “不必想太多。”苏莫语气平淡:“当年就已经说好,我们只是平等合作,之所以要出手帮你,也是为了借你的力完成我的事情,并非没有企图。另外,不要随便掉以轻心,恐怕大的还在后面呢。”

    他停了一停,又道:“有事再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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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口口声声说“别有企图”,但王棣安顿下来之后,苏莫反而行踪不定,露面极少,更不用说提出什么需要翰林学士特异配合的企图了。而王棣安分守己的在翰林院学了十几天公务之后,却渐渐反应过来,恐怕真有什么大的要来了。

    按照朝廷的制度,翰林学士每隔数日就要到政事堂中当值,协助宰相起草重要文件;毗邻机要熟悉政务,这也是学士们清贵显要的根本。如今翰林院在上的几位重臣都是老病衰朽,难以举动,所以当值的重任大半都落到了年轻的小王学士头上。但当值几次之后,王棣却发现了不对:

    ——这政事堂的公务也太少了吧?

    每日到政事堂点卯,分给他的政务就只有一些地方献祥瑞报吉凶的鸡毛蒜皮,三下五除二处理完后便再无他事,只能无所事事的坐在桌前发呆;而偌大政事堂国家处理公务的中枢,一天下来居然颇为寂静,连来办公的宰相都看不到几个——这就实在不太正常了!

    众所周知,我带宋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圣地,而官僚主义生平最擅长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冗长繁琐的公文垃圾——理论上来讲,他这个小帮菜进入政事堂的第一天就该被文山会海、填不完的回执表和留痕记录淹没才是;可是现在——那些熟悉的公文呢?那些迷人的文书工作呢?那些虽然怎么看怎么不像人话但就是让人安心的陈词滥调呢?

    这还是大宋吗?这给我干哪儿来了?

    显而易见,这样怪异的局势是瞒不住人的。大半个月后文明苏散人到政事堂来调取物资,只是旁观了片刻王学士的工作,就直截了当下了判断:

    “你被他们孤立了。”

    这还用多说么?王棣没有答话。

    “想不到他们的反扑这么快。”苏散人道:“孤立打压得这么纯熟,很有行动力嘛。”

    纵览史册,这个世界上的政治斗争手腕和校园霸凌其实相差无几;要么是我们